再如《证券法》第160条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以及从事证券投资咨询、资产评估、资信评级、财务顾问、信息技术系统服务的证券服务机构，应当按照相关业务规则为证券的交易及相关活动提供服务。

舒颖：《备案讲规范审查重成效——关注[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工作》，载《中国人大》2021年第3期。法治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奠定了宪法国民教育的法律基础。

五、宪法争议解决领域的合宪性判断功能任何关于法律规则是否与宪法相一致的疑问都意味着正式或非正式的宪法争议的存在。 注释:[1]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公布了五份《备案审查工作报告》，或隐或显公布了一些合宪性审查案例，其中2020年报告首次将合宪性、涉宪性问题单列。[23]上述个案合宪性审查中表现出明显的民主回应性和论证结构的多层次性。（二）合宪性判断概念体系和审查逻辑的构建宪法争议解决往往围绕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展开，由于合宪性审查的对象是已经生效的法律规则，因此合宪性审查通常要处理的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问题。（3）针对环境而言，宪法具有设定框架秩序、社会调控和整合等功效。

法律制度不是隔绝的、孤立的，实际运作中的法律制度是一个结构、实体和文化相互作用的复杂有机体。[49]坚持合宪性审查的谦抑性，凡是可以转换为合法性审查的，都按照合法性审查予以研究处理。在《指导意见》中，尽职免责自始与失职问责相并列，意在分别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促进执法人员履职尽责。

[61]容错纠错不是权力滥用的保护伞和逃避责任的护身符，[62]而是对那些超出党员干部认识能力范围和行为能力范围的探索性失误和错误予以包容。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应以其具备相应认识能力和认识的可能为前提，如果缺乏认识可能性，那么其行为不应被追究执法责任。 注释:[1]如农业农村部于2021年8月制定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和2021年3月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又如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12月出台的《关于保障市场监管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的若干规定（试行）》和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7月颁行的《关于保障市场监管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的若干规定》等。[15]有鉴于此，1994年颁布的《国家赔偿法》放弃了过错责任原则，而改用违法责任原则。

而作为尽职免责改革依据的《指导意见》，在性质上属于国务院决定，从而为创立真正意义上的免责机制解决了合法性缺失的问题。在执法责任认定中纳入以有责性判定为目标的免责机制，这种做法与将责任作为犯罪成立要件一样，都是尊重人的基本要求，是保障人的尊严不受侵犯的要求[33]。

尽管这些义务设定仍相对抽象，具体采取何种注意义务标准[50]也尚待进一步研究和确立，但是履职标准的实施方式和路径已展露无遗。四是既采用了违法责任原则又采用了过错责任原则的，只有3个，只占总数的12%。更有学者从推进行政法律制度系统化的角度，以诚实信用和善意等概念为基础，提出确立和建构善意履职原则，以全方位提升行政活动品质，实现对合法性、合理性评价原则的补充和升级。对于行政主体和行政执法人员而言，行政执法责任在指向上具有同一性，之所以要求承担的否定性后果，是因为没有作好应做的事，没有适当履行政府机关法定的行政执法职责、分解执法岗位责任[22]。

因行政相对人或者第三人的原因使得执法人员无法掌握有关证据材料的情形。[31]如2019年9月公布的《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保障市场监管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容错制度》。[24]蔡仕鹏：《行政赔偿违法归责原则的合理定位》，载《行政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46页。由于这种执法责任的发生根据并未有明确和统一的规定，所以在各地制定的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中有着不同的称谓。

容错纠错机制是指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改革创新过程中未能实现预期目标或出现偏差失误，但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未谋取私利，无主观故意，且能及时纠错改正，可免除相关责任或从轻、减轻处理的一种机制。而过错责任原则是一种典型的主观归责，具体是指以行为人是否存在主观过错（故意或过失）作为法律责任承担与否的判定依据。

由于义务构成行为规范的主要内容，所以行为人违反先存义务的行为，将被认定为具有违法性要素。[59]参见刘国乾：《法治政府建设：一种内部行政法的制度实践探索》，载《治理研究》2021年第3期，第124页。

基于此，可以参照美国法院ANDERSON v. CREIGHTON案中的理性官员标准，将忠诚义务作为判断善意履职的实质认定标准，对行政执法人员提供指引和保护。[33]张明楷：《责任论的基本问题》，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3期，第7页。与主要由立法机关、司法裁判等创制并适用于行政主体和相对人的外部行政法不同，内部行政法作为规范行政机关运行的措施主要由行政内部创设，效力主要针对行政工作人员。最终才是确定不同部门及机构、岗位执法人员的具体执法责任。而且在审判实践中很难把握，容易导致法官的‘自由心证[13]。[37]因此，尽职免责改革不是单向地为行政执法人员减负，而是以促成尽职为目标的责任制改革。

（二）履职标准作为行为指导的优势正是考虑到现实中执法行为规范的含混不清，《指导意见》才在尽职免责、失职问责的基础上提出明确履职标准的具体要求。[7]根据理由的主客观性质，归责原则大体可以区分为主观归责和客观归责两类。

[60]任颖：《国家监察治理领域的责任制度设计研究》，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170页。[9]参见张尚鷟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行政法学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304页。

《河北省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2010年12月24日发布）第13条等。这种前置属性不仅使免责机制在执法责任裁量中扮演重要角色，也对执法责任认定产生根本性影响。

又如2012年出台的《浙江省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转而直接将过错行为对应为不履行法定职责和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这两种违反法定义务的情形，其实质也是将过错判断标准客观化。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1页。[49]参见解志勇：《行政法上的善意履职原则研究》，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5期，第1267页。[6]可见，究竟依据何种理由追究执法责任，并没有较为统一的意见。

（一）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建立自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政府机关必须依法行政以来，行政执法责任制就成为我国实行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如《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保障市场监管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的若干规定（试行）》第4条规定：行政执法活动应当坚持依法履职、勤勉尽责、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公平公正、处理适当的原则。

若不成立则不再继续审查程序，直接判定其无责。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5〕37号）的规定，执法责任的确定具体分为以下三步：先是梳理清楚行政机关所执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国务院部门‘三定规定。

那么，过错认定的客观化何以通过履职标准得以真正实现呢？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关于过错认定的客观化有先存义务说和缺陷或错误行为说这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说。[29]参见许岩松：《对海事执法人员尽职免责问题的思考》，载《世界海运》2017第8期，第1页。

因此，以违法代替过错并不具有合理性，反而使归责原则失去了本该有的不确定性，构成一大弊病。进入专题： 尽职免责 行政执法责任 内部行政法 免责机制 履职标准 。其实质在于加强对行政的外部控制，具有明显的他律性。一是采用违法责任原则的有14个，占总数的54%。

[18]张民安∶《过错侵权责任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页。具体而言，更具有针对性的履职标准不仅弥补外部行政法在有效规制行政执法行为上的依据供给不足，化解了责任追究门槛过高的质疑，而且为合理评价行政执法人员的职务行为提供了可能，实现对行政执法人员履职尽责的督促和指导。

受此启发，尽职免责改革提出的履职标准同样可以借助义务要素在规范层面予以展开。[40]违法概念狭义论流行的直接原因在于，这一解释立场能够使违法概念在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之间形成统一，避免不同法律程序之间出现不同的合法性判断[41]，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源自我国依法行政原则的独特性。

《山东省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办法》（2001年4月17日发布）第15条第4项。借鉴以非难可能性为中心的刑法责任理论[34]，行政执法责任同样可以从违法性认识和期待可能性这两个维度设定免责事项。